前几年，何忠洲先生南下创业，一度引起朋友们的伤感。忠洲是苦行僧式的义士，他从多个角度致力于社会重建并小有成就。他决定到南方工作，朋友们既有失落也有期待，朋友们相信他仍能担负起一个有志者的重任。
我很快发现忠洲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他能接受市场法则了。一个人懂得自己的思维与市场法则的差异不太容易，懂得知识人思维与商人思维的差异，不太容易，这需要阅历。我经常发现一个知识人轻易地拜倒在商人脚下，认可后者想法的合理性可行性;我也经常看到一个商人“成功”之后舞文弄墨，以为自己是儒商，或身兼商人文人两种志业。对忠洲，我是希望他能够在不同身份中寻找到平衡，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从而更切实地服务于社会。
忠洲向我推荐过他的同学及同事吴光胜先生，说是在通信领域极有功业。时隔数年，我收到了吴光胜先生的书稿《观念的价值》，意外的是，跟一般企业家谈经商理念的书不同，这本书是吴先生对他所理解的文明世界的一次全面总结，其中涉及文明观、企业观、生活观。一个企业家能够对世界进行总体性解释，无论他的解释如何，这样的成绩本身都值得重视。在吴先生的书里，我读到了跟何忠洲相近的东西，读到了青春思考的气息。很少称道人的王俊秀先生说吴先生代表了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们的思考，他们有“文明关怀”。
吴先生重视观念，这一重视跟一般人的学舌不同。当代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话语之一就是“转变观念”，但观念怎么转变，转变后有什么效应，人们几乎没有追索。实际上，观念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跟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PK，甚至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信奉“精神原子弹”;是的，精神、意识、观念可以改变环境、物质、人生社会。中国的现代化史、当代的改革开放史，都可以说是观念导向的。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上层精英、下层民众，“砸锅卖铁”也要出国，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去，原因就是我们认定国外有好生活，这一观念引导了我们的行为。莫之许先生曾把这一后发国家的历史归纳为：“观念先导，协同进化。”
但如前说，观念流行极容易让人学舌，人们对观念只具“简单的拥有感”，人们是活在观念或所谓的真理之中，而非真实之中。中国文明的转型艰难，原因多多，其中之一即是这种简单的拥有。这样的观念转变，在上层精英那里，不过是从唯心论转向拜物教，从辩证法转向立宪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文化保守主义。这样的观念转变，导致文化界以引进国外的大师为时髦，跟着大师们深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下来，修成正果的少，野狐禅的多，能做到鹦鹉学舌的就能在汉语学界扬名立万了。这样的观念转变，在一般民众那里，则是认定“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样的转型结果，在今天，让我们真地看到了“国外的空气和水比这里的干净”“外国的牛羊肉比这里的安全放心”。
在历史上，对观念的重视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孙文革命，屡战屡败，但他一旦扔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观念，汉人的东南半壁就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光复”了，他争取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大多数。洪杨之乱，为祸大半个中国，而曾国藩在讨伐中指责并呼吁说：“士不能颂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一观念之辨，一下子抽掉了洪杨立足的根基，使其得不到士绅的支持，洪杨的失败就此注定……当然，我们还可以举毛泽东的例子，青年毛泽东面对“留学热”，当时的有志青年纷纷到海外寻求真理，毛泽东也有四次做“海龟”的机会，但他对“留学”的观念反复思索，加上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有《非留学篇》，如此从一观念出发，在清末民初的救国路上，毛泽东反而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尽管人们有争议，但毛泽东确实比“海龟”们更切合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实际。
在历史上，中国的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都曾热烈地追求过观念。春秋战国不用说，那是一个观念层出不穷的大市场。到了秦汉年间，华夏文化的观念不够用了，连皇帝都梦见“西方有圣人”，从上到下，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要向西求法。苻坚在淝水大战前夕，还派一支部队西行，希望以征伐乃至灭国的战争来迎取一位拥有正法观念的高僧鸠摩罗什。二祖慧可本来出身富家，为求正法能雪中立侍良久，并自断一臂向达摩表示决心。后来的禅宗大德们都是人群中了不起的天才，他们没有自作聪明，而是真心皈依正法，并从中明心见性，创造出自己的世界。
禅宗中的“参话头”即是一种精神思维层面的观念辨析。禅宗公案中有大量从一个观念出发，而获得开悟的经验。后来者多不明白那种“开悟”的瞬间，其实就是观念的革命，是观念穷尽到极处的反身加持，无论是虚云大师因茶杯落地的瞬间开悟，还是太虚大师读佛经时的开悟，都是观念的“瓜熟蒂落”。现代史上，有“儒家慧能”之称的王凤仪先生也是从参话头来直取无上正法的。借王凤仪先生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参话头的意义：
我在锦州城西十里台张表兄家扛活(作长工)，离家一百三十多里地，连做了四年。上工后，张家表侄，叫我吃饭时喊道：“做活的，吃饭了!”我听了心里不高兴。(因为以往都是叫表叔，才一上工就换了称呼)暗想，谁给起的这个名?怎么这么难听?总是想不通。我便一面做活，一面问天：“怎么叫做活的呢?”耕地时，便问牛：“怎么叫做活的呢?”问来问去，因为心念专一了，连对面的人大声说话，我听到的声音都很小，像听电话似的(当时科技没现在的水准，电话中声音不清)。问到九十多天，对面的人说话，只看见嘴动，连声音都听不见了。问了一百多天，才问明白了，这是“天命”啊!人做活，要“做活了”，不可“做死了”。在东家方面，因为有做活的，园子、地里的菜蔬粮食才能种起来，一家人才能生活;在做活的这一面，因为有活做，才能挣到钱，养家活口，活己又活人。不只这样，做活的若是能把东家的事事物物，尽心竭力地做好，叫东家佩服了，一旦遇着急难，东家准能帮忙，这就是“主有仁，仆有义”。虽是东伙(雇主和工人)，无异至亲好友，一心一德，相爱相助，这才叫“做活了”。若是只顾多挣工钱，少做活计，又挑剔吃喝，身是东伙，心似路人，做活再马马虎虎，走一处弃一处，这就叫“做死了”。我自从向天问明白“做活的道”以后，又明白东伙就是君臣，必须君敬臣忠，才合道理。我是由忠字门进来的。又问父道、子道、兄弟道、朋友道、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我才知道，人要享谁的福，必得明白谁的道。比方说当父亲的，不明白当儿子的道，不但享不着儿子的福，反而生气惹恼地受罪。所以《中庸》上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的道广大而又精微。普通男女虽然愚昧，也可以知道君子的道;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即便圣人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普通男女虽然不贤明，也可以实行君子的道;但它的最高深境界，即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我虽是个极愚笨的人，没念过书，可是听人讲一个字，我就行一个字，再加上格物的工夫才贯通了的。(余世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