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漫江及宏观分析师叶丙南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2017年1月17日达沃斯论坛正式开幕，希望更新、重塑国际合作体系，推动全球合作，振兴全球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表明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投资的立场，呼吁建立公平包容、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促进全球化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自由化浪潮，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极大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全球经济已经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服务供给、人才交流等形成有机整体，各国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度日益提高，内部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协调机制逐渐完善。从微观角度来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超主权经济主体快速膨胀，以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为动机，推动产业链跨境布局和生产服务国际分工，带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跨境流动，加速了各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融合。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自然延伸，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通过持续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推动全球化过程不断延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挥各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刺激商品和服务国际贸易，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跨境流动，提升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整体来看，持续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促进了各国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提升了主要国家生产率水平和社会整体福利;但需要客观承认，全球化对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衡，对经济势力薄弱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地区，全球化使其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加严峻的风险挑战，对劳动技能或要素成本处于竞争劣势的人群而言，全球化可能引起就业机会的转移和收入增长的停滞。
次贷危机发生后，主要国家经济陷入百年一遇大萧条，尽管经济复苏周期已延续多年，但内生增长动力依然疲弱，收入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人们对全球化态度发生了改变，各国政府迫于短期压力普遍采用贸易保护措施，全球贸易和投资陷入停滞，已持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反全球化力量兴起并达到新的高潮。
Mallaby 在《重启全球化》中指出，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全球化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和人力的跨境流动空前繁荣，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资本流量从全球GDP的5%上升到21%，贸易量从39%上升至59%，移民人数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国际资本流动骤降，贸易停滞，只有移民潮还在继续。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现出孤立主义倾向，在关税及移民等问题上立场较为强硬，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可能开启一个新冷战时代。
这些变化是否意味一个新的去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历史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冲击，19世纪末快速全球化在20世纪初转为去全球化，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再度回升，但在冷战时代并未实现跨越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阶段。时至今日，主要国家经济经过全球化过程已深度融为一体，美国作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始终保持科技领袖地位和占据全球产业链最高端，德国和日本依靠技术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高端装备和技术服务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效缓解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内需不足问题，中国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和开放扶持政策承接全球产业链中劳动、资源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
中国已成为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对美国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但中国很大程度上凭借要素成本优势扮演了全球出口商品的组装中心角色，而核心零部件和高端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仍需要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口。据WTO和OECD基于全球产业链最新测算，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中，来自国内生产贡献比例为60%，而来自国外生产贡献达到40%。以家用电子电器行业为例，中国2014年家用电子电器产品出口1064亿美元，产生贸易顺差855亿美元，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244亿美元，但同期中国电子器件和仪器设备进口3417亿美元，产生贸易逆差1280亿美元，其中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电子器件和仪器设备近2000亿美元，对以上三个地区产生贸易逆差1618亿美元。Yuqing Xing 和NealDetert (2010)对iPhone产业链研究表明，iPhone 的大部分零件是在亚欧大陆多个国家生产，而中国所做的只是装配运输出口这最后一步，200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iPhone产品产生贸易顺差19亿美元，但从产业链增加值角度来看，在IPhone产品上美国对中国产生近0.5亿美元顺差，对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产生0.56亿、0.2亿和0.14亿美元逆差。
全球化促进了主要国家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了更具效率和竞争优势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尽管政府政策可以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动态变化，但产业链分工格局的演进具有自身规律，短期内打破现有格局的成本较高。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向墨西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产业梯次转移的经济规律所推动，伴随着中国内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新一轮产业转移可能已经展开，劳动密集型和原料依赖进口型产业链条已经从中国向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同时，持续科技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逐步替代了简单重复劳动，导致此类就业机会减少，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产出在持续扩大，但就业人数趋于下降，反映了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据统计，2014年美国制造业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是中国的五倍;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制造业中，只有13%左右的失业应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替代，而大部分原因是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显示，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墨西哥等贸易伙伴大幅提高关税，那么美国依赖出口的信息技术、航天航空、机械工程等行业将会受到严重打击，贸易保护也将损害批发和零售、餐馆等不可贸易部门就业;而对出口国提高关税将抬升美国商品价格，可能加剧不平等，使低收入人群面临更大生活压力。
反全球化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足，但贸易保护并不能解决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主要国家需要警惕全球化收益集中于部分群体而使某些群体受损的情况，加快国内结构化改革与国际政策协调，建立公平包容、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实现全球化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具体来看，一是加快国内结构化改革进程，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要素自由流动，使本国劳动力供给能够适应全球化需求并具有一定转移弹性，推动收入分配和公共财政改革，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商业运营环境和居民再就业能力，发挥税收体系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二是强化金融监管和国际政策协调，完善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和过度创新投机对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抑制金融危机交叉传染;三是优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善现有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协调，适应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格局新变化。
图表1. 主要地区在中国内地商品出口中增加值占比(2011年)
资料来源：OECD、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2. 中国家用电子电器进出口(2014年)
资料来源：Wind、中银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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